印象朱熹 
 
张建光  2010年10月10日 福建日报

 
 
 
 
  到“武夷书院”，最想一睹创办者朱熹的容颜。书院里有朱熹的座像、立像和他的自画像。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镜写真题以自警”像。这是他61岁时在武夷山画的，真迹现在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馆。书院里悬挂的是根据他第十六代孙朱玉石刻所制。朱熹的肖像十分奇特，额上右侧有七颗黑痣，呈北斗星排列。《朱文公年谱事实》载，“文公右侧有七黑子，如列星，时并称异。”不知是相学之士穿凿附会，还是后来弟子有意奉承，传说孔子身上也有北斗星黑痣。更有夸大者渲染，朱熹出生前三天，远在千里之外的婺源紫阳山下南街朱宅古井中紫气如虹。原来所见朱熹之像都是严肃冷峻，“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似乎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至于联想到他的“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的言行，更是饱受人们诟病。生前，他就蒙受了“庆元党禁”之冤，学说被打为伪学，著作被禁、书籍被毁、职务被免，门生好友被株连。这固然因为朝廷昏庸，政敌作祟所致，但与他为人行事的不被理解不无关系。

  朱熹一生中除了自己描画的三次像以外，其余皆是文雅之士和后裔所作。曾看到一幅《朱子出行图》的油画，画里的朱熹竟然骑着马。还有骑马的朱熹？研究朱子专家陈荣捷先生在《朱子之行》中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刚好今年是朱熹诞辰880周年，海峡两岸各出一套纪念邮票。我向邮政部的设计师推荐了这个创意，想不到范曾先生十分首肯，设计出朱熹和马的邮票。画面线条简洁，人物生动。朱熹和学生牵着一匹高头白马，行进在讲学路上，温文尔雅，通体智慧，一脸阳光。

  好在历史上尊崇朱熹并引为同道的不在少数。朱熹去世后的第9年，朝廷不仅解除了“庆元党禁”，还以清白，宁宗皇帝赐谥曰“文”。12年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朝廷列为国学的必读课本，于是“家孔孟而户程朱”；以后历代皇帝皆有封谥倡导。其中明成祖作序的《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科举取士必读此书；康熙大帝不仅为他御笔亲书“学达性天”，下诏升他为配祀孔庙“十哲之列”，而且还为李光地编纂的《朱子大全》作序，称其“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国学大师钱穆说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二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者堪与伦比。”1998年武夷山申报世界“双遗产”，朱子理学是其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

  如此毁誉冰火两重天，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朱熹？让我们撷取他创办“武夷书院”的片断，还原一个真实的朱熹。

  “武夷书院”坐落于山中大隐屏峰下。朱熹不热衷于仕途，从24岁担任同安主簿，到年老守朝奉大夫致仕，仕宦九载，立朝仅46天。他一生中上书请辞64次，托词多种多样。就任漳州知州时，他就以身患足疾不能赴赐宴自劾，请求罢官予祠。朱熹不乏政见主张，也不缺从政为官的能力。他的抱负可以用其好友张栻的话来表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达到这个目的最好办法就是著述和开办书院。朱子一生著作等身，后人为他编定的文集共分26门，有一百四十卷之多。由他创建、修复、讲学及撰记、题词、题额的书院多达64所。1169年，他曾这样表示，“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也就在这一年他起意修建“武夷书院”。13年后，终于夙愿一了。书院开办期间，理学学术活动空前活跃，他的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他伏案疾书，10多部著作陆续墨干。他发扬书院的传统，将自己和同仁著作刊发天下，和他讨论过、被他教育过的数百名学者弟子走出书院，载道前往四面八方，推动儒学新的复兴。张栻感叹“当今道在武夷”。武夷山志云，“此邑从此执全国学术之牛耳而笼罩百代”。武夷山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本这样评价书院，这是“朱子理学形成的摇篮，世界研究朱子理学的基地”。

  “武夷书院”不同朝代有不同名称。最早称为“武夷精舍”。精舍其实不精，“视所傅三间，制度殊草草”。占地三亩，土木结构，百多天建成。但其精在所处的位置。人说武夷山水在九曲，九曲精华在五曲，这里，大块能赐我文章，溪流可带书声；精在朱熹匠心独运，亲身“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布局极尽山水微妙之极；精在朱熹自力更生，亲率弟子“具畚锹，集瓦木”，艰苦而又精细营建。朱熹告友人的一个“缚”字，道出书院的天然神韵，也表现出他经济上的窘迫。中国教育史上，由师生自建校舍，可能朱熹是首开先河。实际营建初始，朱熹友人赵汝愚官任福建安抚使。他曾下令武夷县令官资助修，但被朱熹婉言谢绝了。他在给赵汝愚的回信中说道，如此这样，“于义既不可，于事亦不便”。可是他离任南康军时，却把任上节余的三十万钱交给接任者，嘱其修建白鹿洞书院。不是朱熹不近情理，也不是他没有生活情趣，他有他的处世原则。“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他还举例说，“如夏葛冬裘，汤饮饥食，此理所当然。”但是“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当两者矛盾之时，应当灭掉不正当的人欲，复归到“本然之善”的天理。

  历代文化人给“武夷书院”留下了记、铭、序、疏、咏、寄、题数不胜数，其中熊禾的两句话被人传诵甚广，并张挂在武夷书院大柱上，“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年，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它把武夷山水形胜和朱子理学地位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朱熹选择武夷山核心景区营建书院，有其独到的讲学用意。他布道武夷，除了沿用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教规外，特别强调优游林泉、寓教于乐。这与中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游学传统相吻合。朱熹认为，大自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只要多多接触，细细体察，就能发现万物之理，揭示规律。朱熹还是位很好的诗人。他与门生畅游九曲，边走边吟，创作了“九曲棹歌”，吸引了由宋至清数十位诗家唱和。思辨结合、教学相长是武夷书院的另一特色。朱熹治学讲学注重思辨，不仅在于自身，而且在同道之间。如其所说，“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思考、思索、思维；辩论、争论、讨论，真理在思考中发现，道统在争辩中明朗。当然，论战难免伤及情面，你来我往不乏唇枪舌剑。但是朱熹真诚相对，心胸宽广。“鹅湖之辩”时，陆家兄弟多有出言不逊，朱熹以诗劝其门生，“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陈亮与朱熹对论时，仅为一位布衣，而朱熹已是官居五品，但他们论持续十一年之久。“武夷书院”落成后，朱熹濡墨致函邀他前来，“承许见故，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都说文人相轻，但朱熹对同道之人尊重有加、关心备至。他与陆游、辛弃疾的友情被后人传为佳话。三人都富有爱国之心，坚持抗金主张，胸有济世治国之才，平时相互唱酬、砥砺志向、嘘寒问暖。陆游被贬回绍兴之时，同在病中的朱熹托人千里赠送武夷山纸被。辛弃疾不忘朱熹生日，人在他乡还特地寄来寿诗一首。朱熹去世时，垂垂老矣的放翁，用颤抖的手提笔写下悲痛祭文。稼轩则亲往吊唁，哭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

  这就是“武夷书院”里的一位无意功名的朱熹，一位严于律己的朱熹，一位性情中的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