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傅衣凌、藤井宏之后对徽商研究有开拓之功的广东学者叶显恩，视王直为徽州武装海商集团的代表，认为当时留下的大量历史资料，撰写者大多站在正统的“防倭禁海”立场上，所以才着重描述海商破坏性的一面，以及官府剿抚的经过。

　　他指出，从遗留下来的文献记载中，已经透露出，1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东亚海域贸易格局的变化，海上走私活动转移到杭州湾外的舟山群岛，以双屿港、烈港等为中心，徽州位于皖南，与浙、赣两省为邻，由新安江通往杭州湾，成为联系海洋的纽带，正在崛起的徽商，商业触觉敏锐，面对外部世界兴起的海洋热、香料热、黄金热，自然不可能置身于事外。

　　他又引述上海师范大学学者唐力行的观点，指徽州海商不局限于海盗式的走私贸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往来贩运于海上者为核心，陆上的行商为中介，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及当地手工业作坊主为外围。

　　一头是徽商在中国内地建立的以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庞大商业网络，一头是侨居海外各地（东南亚为主）的华人，徽州海商正是通过结织这一网络，谋求超常规地增殖资本，于明嘉靖后期，掀起中国海洋贸易的第一波。

　　但徽州海商“亦商亦盗”的激烈行事方式，毕竟给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带来很大冲击和破坏。对此叶显恩解释说，从世界范围看，在古代，海上贸易是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一起的，到16世纪，欧洲人对海盗和合法贸易也没有严格区分，直到18世纪，欧洲理论界才开始谈论国际法上海盗和合法贸易的区别。

　　叶显恩感叹，以王直为代表的徽州海商，敢于加入刚刚勃兴的世界性“向海洋挑战”的行列，意识可谓超前，但正因如此，自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更不能为当道者所容许。

　　叶认为，传留至今的关于王直和胡宗宪（时任兵部侍郎兼直浙总督，主持平倭，以徽州同乡之谊诱捕前者）的文献记载，只能看做是国家话语权的表达，是权力支配者写下的历史，无从发言的一介平民王直，只能任由国家权力精英和御用知识精英，当做一个政治犯来判决。

　　官商受“官伤”

　　王直死后，胡宗宪及其一手提拔的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继续大力征剿，不数年，浙江沿海“倭患“渐平。

　　尽管后来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朝廷决定“开海”，海上贸易得到一定恢复，但徽州海商已元气大伤，闽商取而代之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这才有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麾下的福建海商集团据守东南一隅，进而收复台湾、抗拒清廷的一段传奇。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徽商惨遭浩劫，生意一度跌入低谷。直到康乾盛世（1681~1796年）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清廷又实施保护盐商世袭垄断经营的“纲盐法”。早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已雄踞盐业的徽州富商大贾，纷纷卷土重来，涌入扬州，再度把持盐利。当时两淮盐业八位总商（相当于盐业公会首领）中，来自徽州歙县者“恒占其四”。看到这些“富至千万”的大盐商时，据说连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也惊呼：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在这些徽州盐商中，以乾隆年间担任总商四十年，“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最为著名。

　　祖籍徽州歙县的江春，出身盐业世家，父亲即任总商多年。他善结交盐政官员，且为了讨好清廷，以各种名义捐输报效银数总计达1120万两，号称“百万之费，指顾立办”。乾隆六下江南，扬州是必到之地，江春每次都不惜万金，曲意逢迎，大得皇帝欢心。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北京举行千叟大宴庆祝，江春应召赴宴，并获赐杖之荣。

　　徽州盐商是在清廷保护下发家致富的，也往往在政府的盘剥下倾家荡产，江春亦不例外。由于经年累月的报效捐输，以及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加上清朝中叶前后盐商的整体衰落，江春晚年陷入“贫无私蓄、家产消乏”的窘境，反过来要乾隆爷开恩，从国库拨款借贷以度日。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病故时，这位曾富可敌国的大盐商几乎没留下什么家产，连其后人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

　　江春去世后将近百年，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徽商，也走到了其跌宕人生的末路，他就是胡雪岩。

　　关于这位红顶商人盛衰荣辱的故事，得益于近年商界人士的大肆渲染，人们已耳熟能详，特别是光绪八、九年间（1882~1883年）与洋商进行的生丝大战，功败垂成，令人唏嘘（参见本报2011年5月23日D1版《大清首善之死》）。

　　其实，胡雪岩大半生的辉煌，充其量是一步步滑向衰落的徽商的最后一抹斜阳。早年王直试图突破海禁、挑战体制，虽遭横死且身背骂名，但仍处处显露上升期的徽商创新求变的气度。而无论江春还是胡雪岩，谋求官商一体，以为得到权力庇护便可无往而不利的思维模式，则更多折射出中国传统商人缺少独立人格的悲剧色彩。

　　安徽师大学者王世华在《徽商》一书中总结称，徽商衰落过程大体上以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嘉庆（1796年~1820年）、道光（1821~1850年）时期，作为徽商中坚的盐商，随着“纲盐法”的败坏，私盐盛行，盐价下跌，势力已日趋式微。道光三十年，淮南盐业改纲为票，失去垄断保护，徽州盐商迅速消亡。

　　随之而来的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太平天国及捻军与清廷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各地徽商损失惨重，徽商老家徽州也受战火波及。尽管徽州茶商一度中兴，但到光绪中叶时，因在茶叶外销市场竞争中失利，失去最后支撑的徽州商帮，终于退居历史舞台的边缘。

　　余音

　　据胡洪椿之子胡玉麟近年回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父亲曾给休宁县政府打报告，要求将“胡开文”墨号休城老店合并到由几家分店组成的“公私合营屯溪胡开文墨厂”，但没得到允许，“主要是县里考虑这个店属于历史悠久的名店，想保留下来”。1957年，这家百年老店正式停业。

　　1966年9月，停业近十年的休城老店成了“破四旧”的第一个对象，胡氏后人一家被赶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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