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铺的嬗变

[ 2010-2-25 jianzhijiang ] 

    朱子步行街,一袭粉墙黛瓦徽派建筑, 古色古香，店铺林立，生意兴隆，俨然一条古朴典雅商贸老街,其实不然,它不仅不是修旧如旧而出,而且享有“中国最美感乡村”盛誉的婺源老街根本就不是朱子步行街这地。朱子步行街原为1959年为建设新婺源（而不是保护千年古城）拆民房（许多都是精品般明清建筑）破城墙而开拓出的一条新街，一条砂石的城中公路，被曰为星江路。

    真正纵贯东西的婺源老街上起廉泉下至西门城外,清一色的石板路，狭窄绵长，逶迤曲折,而星江路则从其转曲轴心穿过，成一高音五线谱号，老街被截成几段,二段在南,一段在北,它们分别被称东门街、南门街、先儒街和程家街。沿老街虽然店铺众多，但大多都是前店后家，全是些小商小贩，真正有点规模与名气也是屈指可数：义和布店、恒泰布店、乾元药栈、顶益南货、郑广友洋货和万通行粮店等。

     星江路开通后，成为婺源县城唯一现代意义的街道，沿街两侧坐落着许多的县直机关单位，商铺廖若晨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逛街其实就是上百货大楼，新旧两座百货大楼几乎书尽了计划经济年代全城商业之辉煌，改革开放后，星江路中路上星江饭店底层临街客房破窗改门开店开启了婺源“春天的故事”。几个市场经济“弄潮儿”以每天每床0.8元钱的住店(宿)价格包租下4个床位一间的临街客房开张了布匝店，小百货店、小南货店和皮鞋店等，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在散文“窗”中写道“窗子本是天的出入口，但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喜欢爬”，殊不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谦谦君子与摩登小姐们也极乐意“穿窗而入”，一时间，这些个临街破窗改门的店铺生意十分红火起来，因此，破窗改店立刻遍地开花，一发不可收拾，笔者供职的水电局人员全被赶上二楼办公，除门厅外，底层临街办公室全部腾空改店出租经商。有些单位边门厅都出租了，上班与前来办事的人员全从后门出入，真是“乞儿赶（走）了庙祝”。改建朱子步行街前，有人认为星江路是典型的文革风情建筑，作为那段疯狂历史的见证，保存下来以警示后人也许也很有意义，文学巨匠巴金生前不就极力主张建文革博物馆吗？但是，星江路两边是一片曾被私凿乱拆、早已千疮百孔之危房，病入膏肓，拆除改建也许是它不得已的选择了。“星江路现象”是窗的发明者始料不及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拆窗改门不仅费事劳神，而且也不安全美观，于是新建房屋不论是办公楼还是住宅，其临街底层一律大开店门，那怕是面临通向公厕的小巷。譬如笔者设计的水利局办公大楼底层就开设了13个店面和一个洗脚城大厅。尽管房价不断飙升，在股票熊市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购买店铺仍不失为游资保值增值的一种不错的选择，购卖店面出租便成了小城经济的一道风景，于是，很有一些商者无其店、店主不经商。

     改革三十年，建国六十年，婺源县城不再是星江路一条街，已向城北城南开拓建立了很大的新区，城区面积已由原先的几平方公里扩展至现在几十平方公里，新增了宽阔幽长的天佑路、文公路、茶乡路和书乡路等许许多大街，真是不胜枚举，有的小区街道都快赶上星江路规模。现在人们似乎路灯装到哪里，城市就拓展到哪里，害得德兴从市区到铜矿十几公里彻夜通明的路灯照耀在空寂的田野上；房屋兴建到哪里，店铺也就开设在哪里，于是大小店铺开遍小城的大街小巷，多达近万间，真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极尽繁华昌盛。

     俗话说，“本事挣饭，运气赚钱”，通城的经商者，或许下岗工人，或许自谋就业，价格不菲的店租，分流稀薄的客源，不断挤压的利润空间，都注定了生意不好做，于是他们大多也都是为了解决温饱而劳碌奔波，真正突出重围发了财并不多，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改革三十年，私有化进程飞速，财富向少数人聚集，许多店铺多店铺已鸟枪换炮,远不再是原先一个客房十来平米破窗改门的夫妻店，其巨者则是营业面积数千平米、员工上百，货物穷尽油盐酱醋茶等人们衣食行的大型超市，更有东南西北同城开张几家分店，形似托拉斯、舰航编队。于是几家零售成功商几乎分享了全城日常生活用品市场这块硕大蛋糕，好不辉煌雄壮惬意。

    想当年，通过“赎买”于三十年前从资本家和工商业者甚至小商小贩手中接收过来的国有商业（供销社名为集体实为国有）兵强马壮，一统天下，坚不可摧，转眼间，硬生生让残渣余孽的私有商铺以价格低廉、可以讨价还价的灵活让利经营重新整得灰飞烟灭，可现如今，私有超市却一律谢绝还价，赚你没商量，许多货架就是相关厂家租赁的，价高质次，许多时尚新货并不是奉献高新功用而仅仅是在兜售新概念，甚至还有假冒伪劣，“大头奶粉”和“毒牛奶”不就出售得不亦乐乎？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轮回。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在1945年访问延安时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在他心中困扰已久的问题：历史兴亡周期率。黄炎培问毛泽东：“当共产党执政后，没有了战争的压力，也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党员思想必松懈，继尔形成惰性，当享乐成风之时，你怎么解决权力腐败，跳出这个政党存亡的周期？” 毛泽东铿锵有力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民主’，即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尽管毛泽东当时给了黄炎培一个满意的回答，但N年后，还是发生了清剿民主人士的“反右”和疯狂全民的“十年浩劫”等等，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警惕这可怕的“黄氏历史周期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肯动真格，在共和国60华诞来临之际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把党内民主放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和定位，下定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决心。并首次对反腐问题明确表态，将反腐与干部制度二者统一起来，吹响了反腐败体制治理的号角。因此，我们坚信；在中国民主政治不断进步的今天，发挥当代领导人的智慧，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决策和监督的作用，一定会在古老的中国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的现代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