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民俗（转载，原作者不详）

  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在整理《胡适口述自传》时以胡适之的口吻这样写道：“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扛。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地成为生意人。一般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发展。”早期的徽州商人和徽州文人也多是持同样的观点。“吾徽居万山环绕，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科，不是供徽地所居之口，于是经商之事业以起。”“新安土硗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材料。历代所修方志无一例外地持同样观点。如万历《歙忘·货殖》云：“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人地矛盾迫使徽人以竹、木、茶、炭、漆等土产换取商品粮，从而形成悠久的商业传统。一句俗话说的就是这种民俗事象：“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可见，徽州最显要的俗例便是迫于生计，还是少年郎就要外出经商了。
    如果完整地来分析一下，我们发现除了经商成风之外，徽州的地理特性—山水阻隔—天然的易守难攻之地又决定了徽州民风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山阻滩急的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俭尚义的风尚。“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矣。”被群山环抱与外界隔绝的古徽州就成了避乱的理想去处。早在汉末，为避黄巾军就有人由北南迁来到徽州，以后凡是中国历史上多乱之时便是中原名门望族南迁入徽高潮之期，像“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等历史时期均形成较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南迁徽州。他们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各种文化，对徽州民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怪乎宋代淳熙《新安志》的作者罗愿这样描写道：“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
   崇山峻岭的阻隔使得古徽州较少地受到战乱的破坏，一些古朴的习俗得以沿袭，许多有益的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同时，面对外来移民，徽州人团结一心捍卫着自己共同的生活环境与生活志趣。而历经干辛万苦，跋山涉水，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络绎于徽州的古道与溪涧的移民，及至与山民交处，则悉听乡规民约，不敢肆意逞强作乱。看来，地理环境上的易守难攻特性也奇迹般地反映到了文化习俗上。
   由于山限壤隔等恶劣生活环境，养成了徽州人“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的习性。《徽州府志．风俗》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蓄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馆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女人尤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黟、祁之俗织木棉，同巷夜相从纺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徽俗能蓄积，不至卮漏，盖亦由内德矣。”可见，勤劳俭朴乃是徽州传统习俗之精华所在。
   山高滩急的皖南山区环境又锻造了徽州人团结互助、尚气好义的风尚。《歙问》指出：“(歙)人尚气节”，“宁甘斗讼，好义故争”。《祁门志·风俗》说祁门人“尚气好胜，事起渺怒，讼乃蔓延”。《婺源县志》则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尚气好义”之习的两面性：“厥坚刚，故用之善，则正直，为高明，为风节。用之不善，则为忿戾，为褊固，为狷急。”可见，尚气节，重帮助，能聚合，又是徽州民风之一大特征。

    其次，四通八达的水系，养成了徽州人面向外界的开放的社会心理。
    如果说闭锁的山地容纳着尚气好义而又勤劳俭朴的人们，开放的水系则载着山地难以容纳的治世求生的人们走出大山，走向外地。如果说崇山峻岭是徽州的天然屏障与易守难攻的自然城堡，那么四通八达的徽州水系更是完全为我所识、为我所用的绿色通道。
    从水道分布来看，梅溪、麻川河、徽河、杨溪、绣水北流由青弋江可入长江；清溪河、横江、率水、丰乐河、扬之水、富资水东流由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直到东海；阊江、婺水则西流连接鄱阳湖。这些四通八达的水路是古徽州与外界交往的主要交通渠道。“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因为徽州的山高路阻，徽州的水流有高屋建瓴之势。滩高流急，河道曲折，暗礁累累。这种运输通道非土著居民不识其深浅与险夷。往往涨水时小舟载二三十石运输；水稍浅则载不过十几石；有时不能用船，只得以木竹筏代舟，所载不过数石。上水时须背纤，前拉后推，口呼号子以互相配合，虽严冬不避。由于这样一种特殊自然条件，徽州人养成了有面向外界开放而不闭锁的社会文化心理。他们广交四方朋友，博采众家之益，民风民俗不断在学习与交流中融会贯通。可以说，徽州民风是古典与现代、闭锁与开放、内隐与外显的和谐统一。
徽州丰富的文献资料告诉我们，徽州社会环境的状况决定了徽州民俗如下三大特点：
    1．聚族而居。赵古士《寄园寄所寄》云：“新安各族聚姓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了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环；干丁之族，未尝散处；干载潜系，丝毫不紊。”诚然，徽州府辖内的社会组织都有严密的组织性和持久性。如黟县：“黟地山逼水激，族姓至繁者不过数干人，少或数百人或百人，各构祠宇，诸礼皆于祠厂行之，谓之厅厦。居室不能敞，惟寝与楼耳。族各有众厅，族繁者又作支厅，富庶则各醵钱立会，归于始祖或支祖曰祀会厅，为会惟旧姓世族有之。”又如绩溪：“深山大谷人，皆聚族而居，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宗祠有百世之谱。”《歙县志》说：“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干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休宁县志》则在介绍此种特殊的社会风俗明显不同于通都名郡，还指出朱熹在徽州人看重宗谊、聚族而居的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姓也而干丁聚居，一坏也而千年永守，一世系也而千派莫紊，率皆通都名郡所不能有，此岂非淡道讲学，沐浴紫阳之所遗欤?”
    2．崇文重教。隋唐以前，徽州前辈均“以材力保捍乡土”。约在唐黄巢之乱以后，中原士族避难南下进入徽州。“于此益尚文雅。宋兴名臣辈出，多为御史谏官。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之学，称为东南邹鲁。”浓厚的读书习文风气有“十家之村，不废诵读”之说。由此，我们还可以看见风俗与文化的关系。儒学大兴影响着风俗习惯的雅化，大家讲究谈吐、风仪、礼节，原来粗陋、野蛮、鄙俚的习惯渐渐改进，儒家的道德规范也渐渐为徽州人所接受并进而顶礼膜拜。当然，这与徽州人悠久的读书传统和中原望族后裔较多等原因也有关系。
    3．徽州风俗内容丰富多彩，难免鱼龙混杂。其中鄙陋丑恶习俗亦复不少。“泥于阴阳，拘忌废事，且昵鬼神，重费无所惮”，即是于时于人都无甚补益的恶俗陋习。为了让家庭后代事业兴旺，四季平安，有能力的人家无不看重风水，用迷信的方式测定时辰、建房位置、墓地方位等，特别注重墓地(徽州方言谓之曰“风水”)的选择和保护，安葬死者必定要请风水先生，设法寻觅风水宝地，用罗盘煞有介事地确定方位，在墓地上大做文章。历史上几次大的宗族械斗均与争一块风水丸地有关，有的为争一块墓地，不惜倾家荡产，重金贿赂官府。另外，佞佛教，信鬼神，闹丧事，兴斋醮，厝棺木，建淫祠，溺女婴，破血弧，赶吊神等陈风陋俗都在古徽州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综合起来说，徽州民俗的形成发展过程又是一个文化交流与文化批判的过程。山高岭密，陆路上的封闭性，与溪多水急，水路上的开放性，造就了徽州人内紧外松的处世风度。他们既有山一般的坚定信念，也有溪流一般的不满足于山居生活．急切向往外部世界的开放胸怀。所以，徽州这个高移民区域，一千多年以来社会风俗兼收并蓄却又古风犹存。宋代罗愿《新安志·风俗》说：“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这里所说的“俗”显然不是中原习俗的简单移植，它必然要求依据古山越风俗的“底层”。就是在徽州今天的风俗生活中，我们还依稀可见山越民风的古韵。像春祈秋报的古戏台、山越麻绣、祭请山公、山民穿纸衣、叠罗汉、板凳龙等民俗文物与民俗活动都还残留山越遗风。但是，唐宋以后，徽州风俗与域外习俗的差异越来越小，“益向文雅”，开始注意与统治中国文化思想的儒学教义相接轨，逐渐形成了以朱子家礼为正统的具有徽州特色的民风习俗。
 

长溪，隽秀、安静、乖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好一个遗世独立的乡村!将人世间的喧嚣与这里彻底隔离,让她超尘脱俗得仿佛世外桃源。最美的乡村,名至实归。 婺源旅游资讯网:http://www.wycxc.com/ 咨询:13755377598 QQ:69910359 MSN:dxy1000@hotmail.com 长溪村 村长 戴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