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次走进徽州的外地人肯定会大吃一惊，那么多富庶大宅，竟然藏在这偏僻的东南山区。单就那一个个村落的规模、环境，所注重的风水和水口，那种浑如天然的整体布局，就不是一般的财力所能达到的。较有名的是黟县宏村，当初在建造之时，据说首期资金就在百万两以上。而在徽州，原先与宏村相媲美，甚至比宏村更考究的村落还有许多。在徽州的古村落中，大宅鳞次栉比，祠堂雄伟壮观，牌坊高耸人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精美的“三雕”、家具、陈设、书画，还有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
　　这的确是曾经富庶的地方，那富，可不是一般的殷实，是富甲天下，是笑傲江湖，是名扬海内外。记得初次接触徽商历史的时候，翻开厚厚的典册，从那些正史野史的字里行间读到的东西，真是令我大吃一惊。从没想到徽商在历史上竟然是那样的辉煌。以乾隆时为例，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七万两，连乾隆皇帝都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就商业繁荣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徽商可谓独占鳌头——他们比晋商更富，人数也更多。他们的光亮，似乎真的是可以照亮全中国。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的实力；在清代，徽商的商业资本已激增至数千万两之巨，其经营的资本额，已达到了当时商业的巅峰。
　　辉煌的前提，是随着财富与文明的积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松动的背景下，一些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以抑制不住的方式悄然出现。明中期之后，中国东南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日趋繁荣，传统的经济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动，其标志是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的商业，向贩运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的商业转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徽商异军突起，登上了商业的大舞台，叱咤经济风云。从明朝中叶的完全兴盛开始，徽商的发达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
　　当年徽商的足迹遍布全中国。徽州出外的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是东进杭州，人上海、苏扬、南京，渗透苏浙全境；二是抢滩芜湖，控制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淮河两岸，进而入湘、人蜀、人云贵；三是北上，通过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之间，并远涉西北、东北等地；四是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有的还以此为跳板，扬帆人海从事海外贸易。
　　在这些线路当中，最普遍的，是东进杭州，然后渗透于江浙。从徽州到浙江的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以新安江为路线，走水路，沿着新安江到达浙江建德、淳安，然后到达杭州，再转到苏州、上海；另一条则是走陆路，即所谓“徽杭古道”，翻山越岭，从现在的绩溪县伏岭乡境内，到达浙江的临安县，然后再走向浙江的其他地区。徽州人走出家门之后，一般来说，先是经营本地生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尔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然后再是“奇货无所不居”。
　　2002年我曾经参与过一起“寻访徽商故道”的大型采访活动。活动的起点，是从徽州出发，然后下新安，经过浙江兰溪、金华、义乌，再到杭州、上海，然后再走苏州、扬州。这一带，曾是当年徽商活动频繁的地域。沿着这条线路，我们行程半个多月，走了4000多公里。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走“徽杭古道”留下的强烈印象。那是在冬天，风无比凛冽，刮在人脸上生疼。车在山脚停下之后，我孤身一人走上了昔日的徽商故道。这条蜿蜓的山路显得很落寞，要间隔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两个人影。当年，这条古道上每天都有徽州人进进出出，为生存和致富东奔西跑。沿着石级顺山势蜿蜒而上，石级是由条石嵌入石壁内筑成，条石足有一半凌空而悬，令人心悸目眩。当走到“徽杭古道”的关口时，我已是气喘吁吁，浑身无力。关口在半山腰，是用石头堆积成的一个石隘，上面不知是谁题的字——“江南第一关”。一边是万仞峭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往东看，古道弯曲向上伸展，酷似天梯。我知道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就是浙江临安县，然后就是杭州。当年的徽州人在经过这个关口时，大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因为故乡已被抛在身后，而眼前的茫茫山道，极可能就是人生的不归路。那一天，在关口的北风呼啸中，我仿佛听到依稀传来的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民谣，正是徽州人出外经商悲苦心情的真实写照。
　　
　　三

 
　　
　　对于徽商，现在绝大多数的徽州人，是说不出个所以然的；而在徽商曾经活跃的各地，人们对其更无印象。那一年我们从上海外滩，沿江往南浦大桥方向走，走到那个叫多稼路的公共汽车站，向右一拐，便感到时光一下子倒退了近百年。这条狭窄弯曲的小街就曾经是老徽商栖集的地方。从街名以及地址就可以看出：会馆码头街，会馆街，会馆后街……
　　当年在上海，徽商可真是惊天动地呵!清末
在上海做生意的徽商，就有好几万人。他们不仅仅从事棉织业、木材业，还从事着典当行、造船业，甚至海上贸易。同时，徽商中的盐商由于财力雄厚，对于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在上海地区驰骋了数百年之后，一直到近代，徽商才慢慢地退出。
　　但上海还是有一些无形的徽州印迹留传下来。比如现在的上海本帮菜，就有很重的徽菜的影子。当年徽商大兴于上海之时，由于徽商有钱，又喜欢重油重色的家乡菜，一时间，徽菜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即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上海还有500多家徽菜馆，有些还非常有名，比如位于老西门的丹风楼，据《徽馆琐忆》描述：此楼“千余只座席常常爆满……夜间厨师为次日生意所做的准备工作，从打烊起要忙到东方发白，店伙晚上只睡二三个钟头。为此，灶间里不得不常备一大壶西洋参汤供店伙饮用。”
　　万历《歙书》曾经把徽商的经营方式归纳为五种：一是走贩，二是囤积，三是开张，四是质剂，五是回易。在这当中，走贩，即长途贩运，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徽商把本地的木材、土特产贩运到江浙等地区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更多的是，把太湖流域的丝绸，南方的茶叶、棉布，运到全国各地；把皖南、闽、浙山区的木材从杭州转运到北方。其次的手段便是囤积。徽商每到一地，当粮食、棉花、蚕丝等农产品大批上市的时候，便乘机压价收购，大批囤积，在市场短缺时再抛出，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清朝咸丰时，黟县人余士鏊经营商业，“其为贾也，术习计然，故善居积”。余士鏊的资本曾在太平天国时期损失殆尽，而他居然又以剩下的50两银子作本，不断地买进卖出，最终重振雄风。明人蔡羽在《辽阳海神传》中曾经描写过徽商程宰囤积致富的故事：正德年间，程宰与其兄长途贩运赴辽阳经商，不幸亏本折利，耗尽了本钱，一时穷困潦倒。后来程宰在辽阳海神的启示下，从事囤积居奇。先是囤积了黄柏、大黄等药材，连本带利共得纹银500余两。然后又是囤积彩缎、粗布。短短的四五年间，程宰就由一个小商人一跃而为腰缠数万的大富商。
　　与其他商帮相比，在与社会的交往中，特别是在与统治者阶层相处的过程中，徽商也有过人之处。在金钱与权力的交往中，捐赠、依附、逢迎与仰攀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清时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每次南巡，两淮盐商都实心报效，捐出百万以上巨资来搞接待。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徽商对于权力的攀附：乾隆帝有一次沿着大运河到了扬州，在参观完瘦西湖后，十分随意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个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结果徽州大盐商江春听到了，连夜召集能工巧匠用盐垒出了一个与北京北海一模一样的白塔。等到第二天扬州的地方官再邀乾隆前往瘦西湖游览时，画舫缓缓进入，坐在舱里的乾隆一下子看到了湖边平空多了一座白塔。这时候的乾隆，惊叹之余，对于徽商，兴许会生出几分警惕来。
　　在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的条件下，由官府直接经营盐的生产与运销的办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国家为了维护榷盐制度，保证盐利的收入，就必须取得商人的帮助，由此也不得不给商人以某些特权和利益。由于慷慨，也由于“贾而好儒”的表象，使得当权者对徽商没有心理距离。权力和金钱顺理成章地联姻了，徽商顺利地拿下了最赚钱的买卖——经营盐业。获得这种垄断特权之后，更是翻云覆雨，高价卖盐，贱价收盐，从而暴富天下。这样的赚钱程度，自然比做小本生意来得轻松而潇洒。明朝万历时，有人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清朝时徽人汪交如、汪廷璋父子，汪应庚、江春、鲍志道等都成为了“富至千万”的大盐商，他们就像一头头嗅觉灵敏凶猛异常的野兽一样，能很快地从制度的漏洞中发现商机并且迅速致富。这也说明徽商对于商机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同样胜人一筹。
　　命运多舛，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徽商们不是这艘巨轮的驾驭者，却像是随波逐流的船客，财富没有给他们赢得足够的底气，他们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
　　
　　四
　　
　　关于徽商的特点，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诚信、节俭，贾而好儒”。的确是这样，在文化上，徽商有着一整套的理念；在组织上，徽商普遍带着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外出闯荡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在经营中，徽商尤其注重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从出身上说，徽商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追求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儒贾结合，官商互济，因而形成了贾而好儒、弃儒为贾、亦贾亦儒的重要特色。
　　但我觉得，这些特点都不是徽商成功的关键要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普遍要求，是儒道在商业中的体现，也是当时商业文化的普遍特点。只不过因为徽州是“程朱理学”的老家，徽州人在商业活动中自律更严格一些。而且徽商在经商中标榜的“诚、信、义”，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利润。于是在此后的商业活动中，便将这种行为和倡导自觉化，也广告化了。
　　实际上真正决定徽商成功之处在于他们有着比较好的文化功底，在于“练达明敏”。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徽州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因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这些知识和教育，可以说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更为重要的东西。文化知识水平同一个人的气质、才干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在商业行为中，诸如采购、运销、积贮、贩卖，都是需要这种“抽象力”的。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除此之外，徽商较早地探索和运用的一些较为先进的经济制度和方式也有助于他们的竞争。比如说当时徽商中已经出现了“牙商”，即经纪人经商的方式；还有股份制、资金委托代理人等经营形式。在商业组织形式上，徽商的所为已有很多与现代相同了。这种先进而创新的机制，必然使徽商在商机发现以及实际操作上胜人一筹。
　　在杭州城东南的元宝街，有一座豪华无比的大宅。这座大宅坐北朝南，占地10亩，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进入院内，但见迷宫般的大宅金雕银砌，亭台楼阁曲折通幽，极得江南园林之妙。这就是当年资产高达三千万两白银、号称“中国第一富商”、“红顶巨贾”的胡雪岩的大宅。胡雪岩是绩溪人，跟许多徽州人一样，很小的时候他就单独出门做学徒了。胡雪岩先是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因为勤奋，肯吃苦，慢慢地擢升为“跑街”，深得店主器重。在胡雪岩身上，集中体现了徽商的很多特点，那就是聪明，踏实，会抓机遇。
　　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胡雪岩在钱庄当学徒期间，有一天，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在店里晃悠，便上去跟他攀谈，发现这个书生非常有才华，也很有抱负，将来一定有机会做官。胡雪岩便偷偷地借出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这个书生就是清朝后来的名臣王有龄，他成了胡雪岩看中
的“潜力股”。事情败露后，胡雪岩被赶出钱庄，靠乞讨过日。王有龄很快当上了官并回到杭州，这时候胡雪岩正在街头流浪。王有龄当然不会忘恩负义，便拿出钱财来资助胡雪岩。靠着王有龄的资助，胡雪岩很快在杭州开了属于自己的钱庄。在此基础上，胡雪岩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机遇，赢得了大发展。以后四五年中，胡雪岩又跟左宗棠拉上了关系。左宗棠当时为浙江巡抚，带兵在安徽和浙江与太平军殊死决战。胡雪岩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任务，给了左宗棠以极大的支持。之后胡雪岩又倾囊相助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正因为如此，胡雪岩在左宗棠的保举下受到朝廷的嘉奖，被封为布政使，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店堂内高高悬挂着两块巨大的金匾，一为对外的宣言：“真不二价”；另一为对内的警戒：“戒欺”。旁有跋云：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是胡雪岩的办店宗旨。我不知道胡雪岩大力提倡的初衷，但由诚实和信用所创造的品牌，不仅可以带来好的名声，还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这样一举几得的事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徽州，正因为胡雪岩在各方面的卓越表现，所以他成为了每一个奋斗的徽州人的榜样。在胡雪岩身上，闪烁着徽商们追求的双重光环：一是成功地获取财富；二是在主流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五
　　
　　2002年我曾在扬州探访过异常壮观的徽商旧址——汪氏小苑。这座小苑占地三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80平方米，存有老屋近百间，横为三路，纵为三进，中轴相贯，两厢相对，有供小孩读书的春晖室，供长辈议事的树德堂，还有正房、耳房、船厅、边廊、浴室、仓库等。在建筑风格上，既有马头墙、青砖黛瓦的徽派风格，又有一些西洋建筑的痕迹，堪称中国古典住宅园林中的精品。这幢大宅是当年的徽商汪竹铭于清末时购地承建。在大宅里，汪竹铭的后人、时年83岁的汪礼珍打开了话匣，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徽州盐商起家、辉煌以及破落的家族故事。这一切，正浓缩了近代徽商的兴衰史。
　　汪家原先在徽州，以制衣及销售为业，19世纪初，为徽州服装名商八大家之一。到了太平天国时，徽州饱受兵燹，汪氏产业付之一炬，年方20岁的曾祖父、曾祖母无奈只好与大批徽州人一同来到扬州。汪礼珍的祖父汪竹铭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读书之后一直从事盐务经营。30岁时，汪竹铭买下了当时很有名的盐店老字号“乙和祥”，又在行盐招标中，一举夺得了外江口岸中商机最为活跃的江宁、浦口、六合的食盐专销权，一下发迹起来。
　　然而，到了晚年，汪竹铭日益感到从事盐业的艰难。由于社会转型，当时的盐商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汪竹铭卒于1928年，享年68岁。长子汪泰阶继承了汪竹铭的事业，盐号由他全面担纲。此时的盐业更是风雨飘摇，汪泰阶在扬州盐业的回光返照中疲于奔命，仅仅过了八年，便不堪重负，心力交瘁，于1935年因心肌梗塞早逝，时年只有47岁。
　　汪泰阶的英年早逝，给汪家笼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这时候，汪家决定不再抱着僵死的淮盐业，而在商海中另觅疆场。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扬州沦陷，数百年的“乙和祥”在炮火中轰然倒塌。汪氏家族只好离开扬州，避难上海。汪竹铭的二儿子汪泰麟独具慧眼，在上海投资菜市口、三址坊一带，置了三个弄堂的房地产，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创业。而汪礼珍的父亲汪泰科则来到南京，立志光大汪氏皮货业，在南京的三山街，以前店后厂的方式，兴办了“庚源皮货”。由于经营有方，“庚源”很快成为南京皮货的龙头老大，并被指定为外访或接待的首选服装。但不久，南京被日本人占领，“庚源”的所有财产被日军抢烧一空!汪泰科孑然一身避祸上海，忧郁成疾，不满50岁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就这样，汪家从一穷二白到兴盛，又从兴盛到衰败，也只是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就是一个圆，它让汪家从起点又回到了终点。只剩下一个堂皇破败的汪氏小苑，昭示着那一段峥嵘岁月。
　　
　　六
　　
　　我一直对部分史书上所说的中国“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持有异议。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实质不应完全表现为现象和苗头，而在于整个社会是否有着支持生长这种东西的思想、力量、制度和规则，在于是否有“资本主义的精神”，即韦伯所说的，普遍的社会思潮中认为赚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人生的手段。并且这样的精神是与科学兴起、社会进步以及人文思想相配套的。
　　明朝中叶，虽然在商品经济的交换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但在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上层建筑完全不具备支撑这种新兴事物生长的环境和土壤。从制度上说，明王朝只是一个尚未开放的农业社会，缺乏最基本的现代组织；从意识形态上，包括徽商在内的所有人，没有现代的商品经济意识，都是把财富当作人生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是考虑有朝一日通过财富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而对于从商，一直有着一种浓重的自卑心理。编撰于万历年间的《歙志》就这样评论徽商现象：“成弘之前，民间椎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世变江河莫测底止。”显然，这本志书体现的就是一种儒家正统的价值观。
　　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想像的是，财富本身就像是沙漠里的植物一样，只是偶尔地生长出来，在战乱与动荡面前毫无自我保护的能力。明清时期，朝廷、地方动辄就以“佐国之急”的名义勒索徽商。万历年间，“师征关西，徽盐商吴仰春输银三十万两”。徽商在各种“捐输”上所费厘金，多者一次达几百万，少者达数十万。清朝时，歙商江春的“百万之资”被征到了“家屡空”的境地。万历年间，徽商程思山“挟资重洛阳，为汝宁王所吞噬”。
　　除了明目张胆的掠夺，历史上每一次暴力撞击，首当其冲的，还是那些财富堆积的地方。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后，“谓徽人多挟重赀，掠之尤酷，死者千人。”徽州巨商汪箕就是丧命于大顺军的刀剑之下。清兵南征，铁蹄之下，苏浙、湖广惨遭蹂躏，而这些地区又恰恰是徽商最为集中的地区。多铎率兵攻打扬州时，徽商汪文德出银三十万两，妄图以钱使清兵“勿杀无辜”，结果却换来了“十日屠城”的惨剧。当时有人评价说：“明末徽人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尽管徽商富可敌国，但在暴力的铁蹄之下，他们就如同挨宰的羔羊一样，痛苦而无望地呻吟着。
　　这样的情景，正是当时社会以及徽商状况的真实写照。既然外面的世界凶险异常，徽商只好无奈地收拾行囊，踏上了回乡之路。出门的道路很艰辛，回家的路却更沉重。也许只有在偏僻的老家，并且将黄澄澄白花花的资本转移成黑色的
土地时，才会感到安全和踏实。人，有时对于土地的依附，真是显得无可奈何。但，家乡就一定是安全的吗?太平天国兴起，曾国藩驻军祁门，自咸丰四年到同治二年，清军与太平军在徽州地域激战达四十余次之多。躲在山坳里的徽商，同样也逃脱不了动荡和毁灭的命运。
　　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财富显得如此柔弱，就像一只丧家犬一样，落魄挨打，走投无路。尽管他们貌似强大，实质上却羸弱无比。它们就像山野里的蕨草一样，永远长不高，成不了参天大树，它们只能是一岁一枯荣，好不容易拼命地开放一个季节，只要寒流一来，很快就会凋谢，就会枯萎。
　　与此同时，徽商“贾而好儒”的负效应也表现出来了。“好儒”使得儒商在经营过程中无法专注，无法一心一意。由于儒学在价值观与追求目标上与商业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封建伦理内涵，它的封闭性、凝固性、内省性，在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种强大的阻滞作用呈现出来了。一个人迷茫时是不可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一种集体的思潮也是如此。当儒学觉得没有力量去掌控财富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逃避，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待财富。徽商大批回乡购田置业，由商人转化为地主就是这种方式的直接体现。在这种思潮的掌控之下，商业资本不再向产业、金融方面发展，而是回流到土地。这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败退。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无数徽商转变为地主。这些徽商“摇身一变”之后的目标就是全力培养子弟读书，走科举仕途之路。徽州人明显是懦弱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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