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为我用

　　张鷟在《朝野佥载》里讲述了一个“盗亦有道”的荒唐故事，说的是唐时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有个当洛阳令的弟弟，叫张昌仪的，平日里干的是买官卖官的买卖，一天有个姓薛的给了张昌仪五十两金子想买个官做，张昌仪收了钱，便把名字交给吏部侍郎张锡去安排，没想到张锡是个马大哈，把名字忘记了，便问张昌仪，可张昌仪也忘了，于是张昌仪就对张锡说：“我亦不记得，但姓薛者即与”，结果张锡“检案内姓薛姓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

　　让张昌仪这样一个爱财如命的人把官职这种稀缺资源大奉送的理由就是一个“信”字，收了人家的钱，怎么能不守“信”呢？

　　中国人是最讲求“信”的。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认为人最基本的道德就是“忠”“信”二字。自古以来，这个“忠”字常常被人付诸脑后，但这个“信”字却少有人不遵从，不论贩夫走卒亦或王侯将相，都讲求一个“信”字，失去了“信”，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所以，哪怕是鸡鸣狗盗之辈，杀人越货之徒，也要守“信”， 守“信”了，至少就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就算再为人不齿，也是真小人，而非伪君子，那个张昌仪便是如此，在他看来，买官卖官是道德法度问题，讲不讲信用是个人立身之本，就算是干的是龌龊的勾当，也得讲个“信”字。

　　可惜大部分人并不懂得如何“用”“信”，只一味地盲目追崇“信”，就未免有些沽名钓誉了。

　　秦汉之交的楚人季布一辈子都实实在在，特别讨厌小人，他有个叫曹丘的同乡，是一个攀结富贵的正宗小人，按理季布应该很看不起他，但曹丘对季布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季布“大悦”，不光“大悦”，还“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曹丘对季布说：“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意思就是夸季布这个人一诺千金，其实你翻遍整本《史记》，也找不出一个季布守“信”的例子来，季布在乎的就是这个名而已，就这么一句话，楞是把一个原本头脑清楚，逻辑严密的季布糊弄得找不着北了。

　　可叹季布盲目追崇这个“信”字，而被司马迁嘲笑。司马迁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里描述“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杨之也”，字里行间对这个吹出来的“一诺千金”嗤之以鼻。

　　这个季布就是典型的只知“信”，而不知道“信用”为何物的人。“信”其实是一种财富，所谓的“信用”，就是你如何去“用”这种财富，这是一门基于道德价值本身的实用主义哲学。

　　最早“用”“信”的人大概是春秋时的鲁国人曹沫了。根据《史记•刺客列传》上的记载，当时鲁国被齐国击败了，于是割地求和，与齐国于柯地设坛结盟，曹沫在结盟仪式上手持匕首挟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的土地，齐桓公迫于无奈，只好当众答应了他的要求，事后，愤怒的齐桓公想反悔，管仲劝他说：“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结果，“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这个曹沫就是一个聪明人，不光懂得“信”，还巧妙地利用了“信”字，既要回了土地，又保全了性命，可谓参透了“信用”二字的精髓，虽然方法有点卑鄙，但达到了目的。

　　曹沫之后，将“信”字用到极致的是沛县小吏刘邦。刘邦和项羽约定了谁先进咸阳，谁就在关中称王，结果刘邦先进了咸阳，进咸阳后刘邦搞了个约法三章，给了天下人一个“信”字，广聚了人心，这是“用”“信”第一个成功之处；项羽说话没有算数，把先进咸阳的刘邦赶到了偏僻的汉中，自封西楚霸王，于是刘邦逢人就说项羽背“信”弃义，言而无“信”，结果大部分跟着项羽干的人都纷纷倒戈，这是“用”“信” 第二个成功之处。由此可见“信”这个东西真是一把威力无穷的双刃剑，用好了让一介布衣尽得天下，用坏了纵使“力拔山兮气盖世”也落个无奈自刎乌江的结局。

　　而古往今来，将“信”字用得最为灵活，最足以为今日鉴的还是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徽州人。徽州人行贾天下，这个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商业群体，之所以能　　雄踞海内三百年，虽与其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最核心的因素不外乎一个“信”字，将“信”字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合理的利用“信”来占有市场份额，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

　　正所谓 “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婺源茶商朱文炽一次将新茶返运到珠江，由于贩运时间太长，到达珠江时已经超过了茶叶的上市期限，于是他在交易文契上写着“陈茶”二字，以示诚信无欺；清末徽州胡开文墨店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不惜血本，当即令所属各店均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

　　徽商便是用这种行为树立了自己的“信”，然后利用这个“信”壮大了市场占有率，顾客盈门，生意蒸蒸日上，积累了巨额财富，称雄中国商界三百年。

　　人常言：无信不立。其实有了信也不一定立得起来，有“信”而不知用，最多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楷模，成不了什么事。曹沫也好，刘邦也好，徽商也罢，无不是从儒家学说里找到了“信”这个武器，合理地加以运用，才取得了成功。

　　那胡适将“孔孟”之道称为“新儒”，这个“新”其实就“新”在实用。孔孟的学说其实就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所以孔老夫子那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意思并不是让你对“信”顶礼膜拜，它说的是人既要明白“无信不立”，又要懂得“信为我用”。

　　如果单从字面去拆解，那可就真是暴殄天物了。
                           

                            撒  啦
                        二0一0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