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冲突事件之后的反思
2011年06月15日 东方网 顾骏
最近，广东省潮州古巷镇因讨要欠薪的农民工被工厂主挑断手脚筋脉，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因城管与怀孕摊贩发生冲突，先后发生外来农民工聚集、打砸事件。暴力必须受到谴责，违法行为也必须追责。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古巷镇聚众打砸的背后，据报道，有一个“四川同乡会”的自发组织，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这似乎预示了，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可能面临质变：从自发的集群行为走向有组织的行动。
农民工建立“同乡会”，只有一个原因：个体劳动者背井离乡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需要超出家庭范围的社会支持。这本身没什么不正常。不正常的是，今日中国许多地方，农民工对类似组织的需要已超出生活支持的范围，走向维护权益的借助。有的农民工来到城市，那点不多的工资，还拿不到手，讨要欠薪，就得遭受毒打，甚至如潮州古巷镇讨薪农民工被挑断手脚筋脉。
面对作恶的工厂主，农民工凭其个体之力，不足以维权；组织起来，依托集体力量，争取权益，成为必然选择，“同乡会”之类组织应运而生。
毫无疑问，在缺乏秩序的利益冲突背景下产生的“同乡会”，不可能完全按照法律办事，也不会仗义执言，给农民工当志愿者，他们代表农民工，出面向对方讨要欠薪或赔偿，是收费的，收费标准据说达到讨要金额的50%。生活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决绝程度通常同其承担的成本成正比，当缺钱的农民工愿意拿出血汗钱的50%来交“代理费”时，他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暴烈程度，任何有经验的管理者都能想象出来。古巷镇和新塘镇新近发生的这一幕，只不过再次证明这个极其简单的社会行动方程式。
问题是，农民工愿意承担的成本，也是地方管理者不得不承担的成本。在冲突中，大量农民工和本地人卷入其中，地方政府机构受到冲击，公共秩序乃至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农民工不敢上班，经营者纷纷关门避祸，地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所有这些，管理者显然不愿看到，更不会主动选择。但为什么不事先有所准备——不是准备迎接冲突，而是消弭冲突于萌芽？同样动员警力，为什么不用在化解劳资纠纷，维护公平正义上？
这里有一个死结，就是“城乡二元体制”。
自新中国建立，“消除城乡差别”就被摆上议事日程。改革开放几十年下来，城乡差别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拉越大。但不能不看到，随着城市对农民工的依赖日趋严重，随着城市自身的变迁，一个深重的危机正在临近。
城市中农民工人口迅速增加，农民工人口构成以年轻人为主，特别是出生在城市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的“农民工二代”成长起来，而户籍人口人群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急速下降，城市正无可挽回地走向老龄化。户籍市民在体制上是强势，在人力上却是弱势；农民工在体制上是弱势，在人力上却是强势。两大群体的力量对比已悄然发生变化。如果城市管理者迟迟看不到这一点，如果企业经营者仍然麻木不仁，如果城管依旧我行我素，那么，农民工动用自己最原始的体力，而且是组织起来的体力，有可能成为常见现象。到那时，不请他们离开，城里人有不安全感；他们要真走了，城市将陷于瘫痪。这个两难又将如何破解？
中国基层社会在不断变化，结构性应力大量积累。只有现行体制表现出足够的弹性和包容力，将包括农民工及其组织性需求，纳入制度化轨道，现有的社会冲突隐患才可能转化为建设性力量，体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再造，中国社会才可能全面进步。广东最近的事件，让全体国民包括农民工，更期待这样的前景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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