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自古就是茶叶的主要产区，所以有人认为，毗邻川滇的西藏在汉代就有茶了，不过热爱文成公主的藏族人更愿意相信茶叶是她带到西藏的。唐朝初年，刚刚在西藏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专制政权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17—650），派使臣前往唐朝都城长安拜见唐太宗（627—649在位），请求联姻和好，唐太宗决定在自己的宗亲中挑选一位公主远嫁吐蕃和亲。公元641年，护送文成公主入藏的队伍从唐朝的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沿渭水北岸越过陕甘两省界山──陇山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然后溯渭水西行，经河州（今甘肃临夏）渡黄河进入青海，经龙支城至鄯城（今青海西宁），再沿羌水（今称药水河）西南行，越紫山（今称巴颜喀拉山），渡牦牛河（今称通天河），经玉树地区，过当拉山（唐古拉山查吾拉山口）到藏北那曲，最后抵达了吐蕃都城逻些（今西藏拉萨），揭开了唐蕃友好历史的新篇章。文成公主为在西藏生活的人们带去了医药、历算、纺织和酿酒的技术、蔬菜种子和茶。相传文成公主刚刚入藏，不习惯那里的气候和饮食，吃早饭时喝半杯奶就要喝半杯茶以解其膻腥味，后来索性把茶和奶混在一起，还加入松子仁、酥油等，这就是深受藏民喜爱的酥油茶的来历。
　

　　据史书记载，那时传入吐蕃的茶叶就有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和四川出产的。从文成公主嫁往吐蕃起，唐朝与吐蕃之间使臣不断，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唐蕃古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兴盛起来，这条路不仅是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去往青海、西藏的交通贸易大道，也是中国与尼泊尔、印度等国往来的必经之路，至今已经1300多年。
　

　　茶叶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藏区人民的生活，那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汉家饭果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这是因为青藏高原蔬菜少，当地人多以肉、奶为主要食物，而茶叶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提供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对茶叶大量需求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条堪与“丝绸之路”媲美的贸易通道。在中国西南边陲横断山脉的群山峻岭间，人们开辟出一条世界上最美丽、最险峻、最惊心动魄的道路，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往来穿行，这就是著名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初具雏形，当时称为“蜀（四川）身毒（印度）道”。随着以茶叶为纽带的商贸活动日益频繁，从唐代起，茶马古道就兴盛起来，并在其后的岁月里不断得到强化，发展成亚洲大陆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网络。
　

在云南虎跳峡峭壁旁开辟的茶马古道（杨楚斌摄，香港《中国旅游》图片库提供。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曾经有过三条主干线：唐蕃古道（今青藏线）和后来称之为滇藏线、川藏线的两条路线。滇藏线是从云南的南部西双版纳、思茅出发经临沧、保山、大理、丽江、中甸和德钦到达西藏的昌都、林芝、拉萨，川藏线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到昌都与滇藏线相汇，再由拉萨辐射到西藏全境，进而延伸到喜马拉雅山另一面的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国家。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唐蕃古道发展较早；后边的两条线路，由于藏区人民对川茶和滇茶越来越感兴趣而得到迅速发展，不仅仅是以茶易马，而是由成群结队的马帮穿梭往来，人背马驮贩运川滇茶区的茶叶、粮食和藏区出产的药材、羊毛，以及来自印度等国的珠宝和香料。为了便于运输，云南茶叶多被制成坨块或茶砖，整齐美观且容易包装搬运。千百年来茶马古道成了滇、川、藏地区各民族文化、经济、宗教交融的主要纽带，也是中国茶和茶文化传向世界的重要通道——茶叶从一个商人转到另一个商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将这些茶叶一站接一站运到了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茶在世界的普及
　

　　茶从中国传播到世界的过程是通过陆路和海路两条途径进行的。陆路既包括唐代以后与古丝绸之路重合的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茶叶之路，也包括以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为主干通向南亚各国的贸易之路，还包括一条明、清时期开辟的经蒙古高原到达俄罗斯的茶叶之路。海路大致有三个主要方向：一是唐宋时期从苏、皖、浙、闽茶区出发经扬州港、宁波港和泉州港输往日本和朝鲜半岛，二是明清之际从赣、浙、闽茶区出发经宁波港、泉州港和广州港直接横跨太平洋销往美洲，或从那里输往南洋，经印度运往欧洲。
　

　　宋、元及明初，中国的茶禁甚严，限制了茶的传播。到了明永乐三年（1405），郑和（1371或1375—1433或1435）下西洋时携带了大量的各地名茶作为礼品，才打开了明朝茶叶的输出之路。清初，随着茶叶产量增加，茶禁基本取消，朝廷允许民间开展茶叶贸易。在海路尚未畅通之前，陆路上则出现了由晋商组成的茶帮，他们远赴福建武夷山采办茶叶，“越分水关，出九江，经山西转至库伦（今乌兰巴托），北行达恰克图（意为买卖之城，曾是中国境内的中俄通商要埠）”，全程近6000公里，尔后再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这就是那条中国茶输入俄国乃至全欧洲的重要的国际商道，号称“茶叶之路”。茶叶通过陆路运往俄国，不像海路运输那样容易受潮变质，因此运抵俄国的茶叶比通过海路输出的茶叶质量好得多，输往俄国的茶叶以砖茶为主。俄国人很快就接受和喜爱上了中国茶，正如当时一位作家所言，茶在俄中贸易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
　

位于藏北唐蕃古道上的吊桥
　

　　1729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正式确定恰克图为两国商人互市的地点，使那里成了重要的茶叶集散地，茶叶贸易迅速繁荣起来。18世纪末，“茶叶之路”进入鼎盛时期，有力地带动了沿途其它各类商品的交易，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经济的交流。在这条商路上车帮、马帮、驼帮络绎不绝，蔚为大观。到了19世纪30年代，茶叶输出已占到中俄贸易额的93%。
　

　　茶在英国的普及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都是自上而下，由皇室和贵族传播到普通的民众中，并很快成了英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英国从海路进口中国茶始于1637年，当时英国商船来到广州虎门，运走了112磅茶叶。最初输往英国的茶叶以绿茶为主，但由于海上运输质量无法保证，后改运武夷茶，这直接影响了英国人的饮茶习惯。
　

             英国对茶的需求日益增大，因为进口大量茶叶，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多。到了18世纪末，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价值4万两白银。尽管英国也对中国输出毛织品、金属品和棉花，但这3项商品加起来只抵茶价的1/6。英国商船往往满载白银，到广州购买茶叶。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英国对茶叶征收沉重的进口税，1806年到1833年的茶税都保持在100%以上。除了成品茶，中国的武夷茶树也成了东印度公司觊觎的目标，因为他们正在积极地寻找其他茶源，但中国为了保护贸易利益，禁止茶籽和制茶技术外流，所以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很少产茶。183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本廷克组织茶叶委员会，研究中国茶在印度种植的可能性。由于那时清朝政府禁止外国人游历内地，该会秘书戈登乔装潜入中国，并设法在武夷山购买了大批茶籽，在1835年初偷偷运抵加尔各答，育成4.2万株茶苗，分别植于阿萨姆、古门、台拉屯等地，由此奠定了现在世界第一产茶大国印度的茶业基础。尔后，他们又聘请中国茶师于1838年仿武夷岩茶的加工工艺，制出了第一批成品茶（8箱）运至伦敦，英国朝野为之轰动。1867年，这些茶树的种苗又输入斯里兰卡，造就了日后的世界第三大产茶国。19世纪60年代开始, 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和斯里兰卡茶叶的联手狙击，市场份额日益萎缩，到了19世纪80年代更彻底地丧失了优势地位，印度反倒成为世界茶叶的最大供应国。

茶之路上俄罗斯境内的茶馆（图右建筑）  　

19世纪末位于乌兰巴托的茶叶储运场
　

　　中国向英国出口的茶叶造成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英国政府指使东印度公司把印度出产的鸦片偷运到中国，致使中英贸易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清朝政府为了防止白银外流，采取了禁烟政策，严厉打击鸦片进口，这是1840年中英之间爆发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其后，作为战胜国的英国提出了“五口通商”的要求，其中两个口岸在福建，其目的仍然在于控制福建的茶区，武夷茶继续通过厦门、福州、广州口岸大量输出。受到“五口通商”的冲击，北上的“茶之路”被“海上茶之路”所代替，经营武夷岩茶的晋帮解体。鸦片战争后，中国日益丧失主权和领土，开始了百年之久的屈辱历史。
　

　　无独有偶，另外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也与茶和英国有关。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还转口到其他地方，北美就是茶叶转口贸易的最大市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征收特别税，还把滞销的茶叶销往北美，遭到了激烈的抵制。1773年，“波士顿茶党”的成员冲上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将342箱价值1.8万英镑的茶叶沉入海底。“波士顿倾茶事件”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线，而当时倾入大海的正是久负盛名的中国武夷茶。美国独立后，中美之间的茶叶贸易一度非常兴盛，美国人用人参、海豹皮和檀香到广州换取茶叶，再运回本国出售，很多人因此成了富翁。美国沿海的地区，很多人都在做到中国贩茶的致富梦，只要有一艘能容纳五个人的帆船，就计划到广州进口茶叶。鸦片战争和北美独立战争都与茶有关，小小茶叶不动声色间竟改变了世界的强弱格局，这不能不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