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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维权才能真正地维稳
2011年05月27日 人民日报
原题：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
在今天的中国，能听到各种声音。两会会场中代表、委员纵论国是，报纸杂志上不同思想交流探讨，新闻评论跟帖动辄上千条，近2亿网民随时写下140字微博……条条声轨，汇成合奏，呈现这个时代多元多样的复杂图景和蓬勃活力。
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无效的表达，不是没有表达，更不是不愿表达。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市民带上铺盖卷、排队3天，就是为了能跟领导“说上话”；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公开自己手机号，却因每天上千个电话、上千条短信被迫关机。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潜意识”“核心层”。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
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
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儿子车祸致残，云南父亲欲法院“自爆”走上极端维权之路；幼女身患绝症，湖北母亲参与“跪行救女”网络炒作……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
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原载昨天《人民日报》，署名“本报评论部”)
表达权是基本人权
2010年12月07日 南方网
作者：萧瀚（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表达权”这个概念之后，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再度把“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强调要依法保障。“表达权”已是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表达自由因国而异，目前中国还需要谨慎而有序地推进
什么是表达权？
表达权是一个宪法学概念，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在人权谱系中，自由权居于核心地位，大类包括精神自由、经济自由、人身自由，其中精神自由权包括精神内在自由权和外在自由权。精神的内在自由权即思想、良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学问自由，它们是精神自由权的基础，但是这些内在的自由权只有表明于外部、传达于外部时，方能实现，这一实现途径就构成表达自由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表达自由是更为重要的自由，没有表达自由，人类的一切精神性自由都无法实现。
表达自由是一种信息沟通的自由，它意味着通过口头、书写或印刷以及其他手段传递信息和交流信息的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就是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它还常常包括请愿的权利。
表达自由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来实现，例如公共论坛的演讲、报刊杂志以及其他印刷品，广播电台、电视、互联网以及其他电子通讯工具，还有绘画、雕刻、雕塑、摄影、电影、音乐、戏剧等等，表达自由的实现既可以通过口头方式、书写方式，也可以通过形体的默示方式；表达自由既包括个体的表达方式，也包括结社、游行、集会等群体、团体的表达方式。
表达自由既是个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途径；也是实现人民自治的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即通过表达活动，国民参与并实现政治决定。总之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表达自由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可见，表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但是，表达自由因为同时涉及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其中的冲突也就难免，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均衡，如何划定表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