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贵、财富、名流。。。。。离我们很远；教育、健康、生活。。。。。与我们很近。我们永远处在最低的位置，习惯了委曲求全，我们渴望一种尊严，祈求不要将我们淡忘和抛弃。。。。
和谐中国的农民不只需要怜悯
戴向阳
2001年，我们的九亿农民的部长——农业部陈耀邦部长说：总体是，我国农民已步入了小康。可是，实事是，我们农民看病、教育、社保等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受到保障。而另一份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他们处于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水平。虽然这是一份很保守的数字，但还是给人惊心。在我国，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农村和农民被严重边缘化，不能不说这是极不正常的。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已属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而日本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属于分配基本公平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8，而我国已超过0.4，比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高，甚至我国的实际基尼系数比名义的还高，这也是不正常的。因为，九亿农民就是这贫字的属有者。这说明， 城乡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已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农村地区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中国农民整体作为弱势群体已显现出来。
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危险。这是朱老总理说的话。是的，说中国有多穷，首先得说在占全体国民八成的农民有多穷。农民为何穷？ 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第三，收入微乎其微，但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税费（包括显性的、隐性的）却很重；第四，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第五， 农民们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通常在年底时，才发现：又辛苦地熬过了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常常是负数。就程度而言，我敢说，它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的预计。国家领导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无法摸底的。材料里已经由基层官员注进了数不清的水分，没有人知道注进来的水到底有多少。因此，可以说，国家统计局长期相关涉农数据的汇总，是建立在基层呈报的浮夸、不实的参数之上的。
就从我身边看得见的事实说起吧。
教育话题背景：村民金龙，大儿子读完了初中；二儿子拿了大专的文凭。他说，两个孩子耗去他几十年的省吃俭用的积蓄（3。6万元），这些年来，他夫妇俩没置过新衣服，身上穿的己是补丁满目；吃的也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见好些。村民戴宗龙，也是两个孩子读书，不但每年的收入搭进去不算，还欠下了信用社贷款1。5万元，现在孩子还在继续学业，他不知那天才是个尽头。村民戴正顺夫妻俩每天起早贪黑，开了个豆腐坊外加卖菜，在村里算是个能人了，因家中有三个子女读书，这些年来赚的十来万元从没去银行打个转。村民戴梅香，丈夫早逝，带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16岁的大女儿因家中困苦己外出打工，两个小女儿读书的学费借去交了，可每星期的生活费就没着落！还有戴任权，他儿子因家中生活都难捱，没读完小学就辍学了。。。。。
现在，在农村，教育致贫己不是个别现象。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家长在失落之余，更有一种老驴卸磨的感觉；如果你孩子考上大学，那也是老鼠拖黄瓜，苦头在后头呢。对于许多家庭而言，一年的纯收入也就三四千元，扣除种田、日常生活的必要支出，一年能剩余多少？大学四年少则三四万元的费用，无异天文数字，而且大多家庭本来供孩子读完初高中己是负债累累，重不堪负，读大学（高中）的钱又去那里筹措？没法子，只得卖粮卖猪，甚至卖宅基地卖房屋，再者老着脸到处向亲戚好友去借，真是：一人“风光”，全家遭殃，有的家庭又拖入了贫困的泥淖。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农村家庭一旦挑起教育这个沉重担子，“好日子也就算到头了”。这些，还不算小学、中学的费用，如果把小、中、高、大学历年要开支的费用累计起来，谁还敢迈进学校大门？不少农民子女读书，家长只是抱着年年难过年年过，捱到读不过去了再说，有的只是读一年算一年罢了。现在人们谈起七八十年代的免费教育，真是回恋不己。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王荟，在假期和同学们做了一次农村教育现状的调查，调查中，有56。3%在回答“您孩子没有继续读书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有63。9%的家长“希望孩子学历能达到大学（高中）”。不难看出，农村对于教育的渴望，是很多城里人无法理解和企及的，很多时候，这是农民父母们无法改变的。正是如此，想读与无法再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也正是这种痛苦也给父母与子女产生隔阂，磨灭了农村孩子曾有的期待和梦想。虽然农村经济落后，但农民都意识到孩子上学对他自己以后前途的重要性，并全力为孩子能接受教育付出超常的努力。王荟说，许多父母把自己后半生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了，他们都渴望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将来，也是这个主动力驱动他们一生无怨无悔，含莘茹苦地付出。教育部报告今年2月13日透露的信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农村人只及城里人的1/29！就是如此渺小的上学机会，又有多少人能够轻松拥有？经济权利不被尊重、没有就业机会的贫苦农民，如何能够掏出那么些钱？……
你很难想象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水平，很多家庭有2-3个孩子读书，而现在，每户只有1-2人读书，倒有难以为继（不能为继？）的态势，这是为什么？这些年教育投入幅度不断增大，与此同时，社会对教育收费的抱怨，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是怨声载道之势更猛，又是为什么？！说白了，农村农民的经济发展速度根本无法跟进教育收费的高速增长！想问一句：高额的学费与不断加大的国家教育投入的资金去哪了呢？我国真的到了“高价” 读书的时代了吗？而收费数目与农民收入严重失衡，这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吗？有人问：我们实施的是，既然是义务教育，为什么还存在辍学的现象？九年义务教育是国民自己的义务教育吗？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还没有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办下来，“免费”确实还没有，“义务”也是一个虚名词。
农业税话题背景：一、今年我们这里完全免除了农业税。我村农民（人均5分亩）每亩农税减免金额在60元之间，加上中央补贴每亩田补25元，每人受益约40元左右。村里人都说，我们现在都不必缴税了，国家还给钱种田，这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共产党好，温家宝总理好！二、村民戴淦法算了一笔帐：种子+耕田+农药+请人栽禾+化肥+收割+运费=1000元。还不包括自己投入工日二十来天。而1。5亩田的干稻谷1600斤，折价1600X70元¥1120元，每百斤现金投入63元。如果算上自己人工每天20元（工资不算高吧？）算，每百斤投入达到83元。他说，今年各种开支涨得太厉害了，明年不想再种田了。
这两年，全国大部份省市相继免除了“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九亿农民感恩戴涕，齐声赞党的政策好！！！多好的农民！多么知恩图报的农民兄弟！你们可比那些动辄就给政府找麻烦城里人素质高得多！然可否知晓，我国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有起增点，而农民缴税没有起征点。农民不论丰收欠收，赢利亏损，既不扣除成本投入，更没扣除最低生活费用，一律照章纳税。这个我们农民从来没有纳闷过，因为农民知道，农业税是“皇粮”，是一定要交的！城镇居民们呢？他们800元工资纳税的起征点，近些年可是一直喊冤呢。我们农民为农业税农林特产税有过诘问吗？没有，从没有。其实，减免（减少）农业税是我们农民应得到的权利。比算一下，与市民相比，农民收入很少有每月超过800元的，因而，给农业收入课税本身就并不公平，取消农业税，是税制走向公平的一步！（插句题外话，城市的市民为拉动内需作出了“巨大贡献”：全国83%的消费产生在城市居民。这个数据反映的信息是异常残酷的：80%的农民，总共合计的消费额仅占17%！想一想吧：这么多年，我们的农民是怎么熬过来的？！可以想见，城市居民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在短短的两年间，国家又为他们加了几次的薪水。）
是不是取消了农业税我们农民就不是纳税人了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由于我国的税制结构并不是像美国那样以所得税为主，而是以商品税为主，因此，即使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作为消费者，在消费环节，还会支付税金（由经营者缴纳实质是转移纳税），同样在消费环节给国家纳税，只不过，此时的税赋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自己常常并未感觉到。
是不是农民减免农业税就会与城市一同跑步“钱”进了呢？按照最简单的算法，减免了农业税之后，每位农民实际能得到的利益大约是30元，这30元在城市里又算什么？还不够一家普通市民的一天菜钱。其实我们农民自己知道，今年化肥、农药、种子、机耕人工等田间投入上涨大都在20%--50%，国家给予的补贴和减免在无形中己是被冲减得一干二净。
陕西日报记者最近进村入户调查采访，发现农民负担问题并没有风平浪静，而且出现了新动向。负担方式向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渗透，特别是农资涨价难以承受。农户收益减幅高达81.9％。二是负担对象由区域性群体向类别性个体蔓延，尤为突出的是教育、医疗费用不堪重负。学校的班费、补课费、赞助费、试卷费、微机费、自行车看管费等，各种早已禁止的收费名目繁多，即使在实行“一费制”的学校也是有增无减；一些基层医院在农民看病时，多开药、开猛药、拖延治疗时间，抬高医疗费用的现象十分严重。
金庸鹿鼎记中记载了顺冶帝教导康熙治国根本大计是“永不加赋”。据史考，清朝田赋比率确实一直没有改变。然而，大量的不正常的“徭役”高达农民收入70%，民不堪命。“病国者非田赋也，而在田赋之外”。如言，农民负担并不是数额不多的农业税，而是其它各种存在于农民生活中“合理”又不合理的赋税杂费。如果仅仅只是30元农业税，怎么能对农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重要的是，取消不合理变相收费；监督农资产品的日益提价，加大农村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从体制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才是经国之道。要是能够消除城乡堡垒，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村农民变样。那么，农民将是一个历史记载的名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徐小青研究员8月9日在新华网称：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１２.５％，比去年同期加快１.６个百分点，高于今年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３个百分点。他说，这个数据他说感到有点出乎预料。是的，我也感到不解。当然，我们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农民的收入超过了城市居民？这不是天方夜谈吧？我想全国农村大致情况会相同，我们这里种田明显感到与去年相比，投入（化肥、农药、种子、机耕人工）有了30%的提高，而粮价与去年一样，怎么会收入超过去年？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自称经常下乡的徐研究员先生，有时间，请您来我们这里做客好吗？我们农民虽然生活苦，但热情纯朴加上没菜的饭还是有的，可不要在四门紧闭的办公室里编数据哟。
“让农民富起来”，与其说是在“关心”农民，倒不如说更是为了关心城里人的利益。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于是“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富起来”的呼声又起，并不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良心发现，真地关心起农民的生计问题，而是由于城里人生产的存货卖不出去，正在发愁而无计可施，才又一次打起了农民的主意。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个别部门、个别范围、个别人员在制定和执行政策和规章中，会有意无意地漠视甚至侵害农民的权益，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法律原则和施政宗旨要求他们这样做，而是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很少把农民这个我们社会中的最大群体看作是我们社会大家庭中的组成部分，在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等方面很少顾及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处境，或者干脆就把农村和农民排除于问题考虑的范围之外，
说句良心话，在改革后“国富”的今天，我们农民“民强”了吗？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答案对谁来说都会认为是应该的。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和不平等的。20年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这是农民为什么总是贫困问题的根子。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川认为：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贡献了50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增收，不如说减负，减负即增收。如今的农业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按照国家发展，先是农业支持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然后是工业补贴农业，同步发展。
让我们再从这个报告窥视我们农民的处境：世界银行年初发表了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调查指出，接受调查的近90%的城市户口认为入世以来，他们的收入和消费都增加了；而农村住户从整体看平均收入出现0。7%的小幅下降，最贫困的农户生活水平出现6%的显著降低。如果世界银行的研究是可信的，则表明我国农民在收益分配格局是不公平的，政府没有使农村人口在WTO收益中比较公平的、起码是应有的份额，给农民较为直接地分享其好处。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应承认人人平等，允许自由竞争，就不应像传统经济那样地把农民阻隔在城外。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作为社会平等的一分子，他有权与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去竞争市场上所存在的任何一个就业岗位。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和效率性也正源于此。报告还指出：改革中国现行户籍制度，可能使农村人口收入水平提高17%左右，并使约2000万人得以脱离农业。由于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政府己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一两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的投入；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农民给予补偿，采取措施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虽然这段路还很长，但己走出了一步，所以，减免农业税不只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更是公平与正义的问题。
农民看病问题背景：记得小时候，农村有合作医疗，农民生病了只要5分钱挂号钱。如今，农民得重病，只有等死，他们很麻木，从不奢想能够得到救治，因为他们确实没有钱！村民程淦星，今年初就检查出自己的肾结石，医生告诉他要及时冶疗，一问要三四千元，他也就只有苦捱，有一天疼得要命，赶紧请车到县医院救治，共花了8000多元；村民戴素花，多年面黄瘦弱，在女儿住院期间，在医院也查出身有顽疾，可是，女儿治病己贷了近两万元，家无分文，又去那儿找钱？村民戴志仍，眼睛因无钱医治，双目如今己接近失明，可以救的病，眼睁睁看着他们拖到病危，拖到没治难治，真的可怜。这些惨事太多太多。。。。。。
权威研究机构最近对100多个村庄的典型调查表明，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有78.6％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另一个调查，农村因病致贫占20％多，贫困地区超过50％以上，原由是农民看病难，得了大病农民根本就看不了。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教授王维忠认为，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高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那些确实贫困的农民要建立救助制度，使这部分人看得起病，用得起药。
原因在于，一是农民没钱看病，谓之“看不起病”。虽说近几年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收入的增加远远比不上医药费的上涨；二是社会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重城市轻农村。有数据显示：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仅占有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三分之一；三是地方政府没有尽到保障农民健康的责任。目前大部份农村家庭收入，只能解决吃饭、穿衣等最基本问题，因此，对于不少低收入家庭，小病舍不得医治，大病则是无钱医治。在当今的农村的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得了大病，有的借钱看病，有的因治病倾家荡产，也有人因治疗费用太高而等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事例屡屡出现。在我看来，国家应承担农民医疗保障的责任，国家重视与支持是建立农民医疗保障的根本与前提。城里人拿着比农民高得多的工资，却享受着由国家补贴的医疗保障；农民却以绝对的低收入，承担着自费医疗的苦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比城镇职工更需要国家在医疗保障方面的支持与保护，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更低。因此，政府建立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责无旁贷。而且，政府要在农村医疗改革中起主导作用。各级政府要改变认识，不要以为农民看病是小事，其实，这也是解决农村众多问题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使农民致富之后不因病而返贫的基础保障，事关农村的小康建设。 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因此，我们的卫生政策不能仅仅使部分健康的人群更健康，而应当促使那些没有健康保障的人群得到最基本的健康保障。目前城乡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更需要国家承担起农民医疗保障的责任。让农民攥着几亩耕地当社会保障，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的思路。不给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表面是节省，实质是浪费，短期是节省，长期是浪费。结果就是农村人口持续增长甚至危及我国社会长治久安。现在市民的社会保障虽然还有待改进完善，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是由政府财政保证的。大型国企特别是垄断行业的职工也是基本没有问题的。如果继续把农民摈弃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起码的社会公正公平就无法谈起，也与我党执政为民的原则相背离。
再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最近一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与评析»的调查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受益率较好, 但补偿水平低，不足以防止农民因病致贫，（调查反映，目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筹资标准太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每年的补助标准应该提高到每人20元左右，农民个人交纳10元，以保证每人每年的统筹款达到50元左右。）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的反映普遍拥护和支持，认为这是件好事。98%的受访农村居民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感觉非常好，但农民对不管是门诊还是住院治疗都有一条300-500元的起付线，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条“杠”，为什么不能和城市一样以0为起点线？ 因为一般农民的年医药费不会超过起付线，享受不到新型合作医疗所带来的“实惠”。 农村到医院治疗的都是重病。因为怕花钱，小病总是拖。不得已时才送到医院，结果很多病都耽搁了，成了重病。另外报销金额偏低。农民们一致认为偏低的报销金额对一般病人来说意义不大。定点医院药价偏高，而药店出售的医药品有较大的差价，农民的医药费即使通过合作医疗进行了报销，还不如直接去药店买来的方便、便宜。很明显，所谓的报销那部份返额有时还不能能抵冲定点医院药价虚高的差价。还有，在我们这里，自施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来，大家都直接感觉医院费用有了比以前提高的幅度。比如，在此之前治肾结石病，只需二、三千元，而现在是四、五千元，给报的约30%的医疗费，实制质上真正的受益者是医院。除了少数的“先富起来”的人，大多数人都病不起。就我身边今年的看到的多个同村住的乡亲，在县医院住院，就是肾结石、盲肠炎之类的病，那个不是五千八千的，多的一万多块。请问，按照中国农民目前的生活水平，有多少人能病得起？
还有一个主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认为，现在的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目前的国有医院，是个官僚垄断行业，虽然下放了经营权和药品定价权，但医院、医生的收入与经营挂钩，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很多医院和医生唯利是图，这样的医疗系统，既不像原来由国家提供服务，又没有公平竟争机制，到头来，受到影响的是普通的民众，遭苦的是没有医保的农民。请看药品价格比较：
药品医院药价药店药价
芙扑冲剂(西药) 13. 105. 90
强力枇杷露 10. 70 8.50
急支糖浆 13. 305. 50
农民工。城乡二元结构话题背景：村民戴志兴在浙江突然死了，接到死讯的家人看到的尸身被打得遍体鳞伤，而真正的死因就被各种原因搪塞着，老实巴交的父亲只有含泪只身带回儿子骨灰盒；村民戴新旺，在厂里打工因日夜加工，非常劳累，夜里睡觉突然死去，可黑心的老板说他是自己原因，没有任何赔偿；村民戴朝阳，因在广东长期从事玩具生产，而老板明知此项劳作会严重影响身体，却不告知，使他身体每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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