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上下有序的等级制度:厅分上堂、中堂、下堂,房分正(明)间、偏(暗)间、廊(厢)房。这种主次分明的建筑格局沿袭古代的一种“朝暮之制”,即朝是左,在东侧属上;暮为右,在西侧屑下。上厅明间为祖堂即堂前,属至尊,系“面南文化”的传统住宅使用分配原则,完全是用基于宗法血缘的夫权、父权、族权来铺垫君权、神权,使封建专制观念渗透到家家户户而获得其广泛的统治基础。再者,祠堂是反映人与社会尤其具体到宗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种物态,人们凭此,以求得天、地、人之间和谐,达到趋吉避凶与后代昌盛、永享福寿之目的。一座座宗祠从外形上表达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封闭性、保守性和神秘性。从南往北的中轴线上,展布着照墙、坪坦(台)、门楼、正厅、祭台、前后天井、寝宫、祀座等一系列建筑物,持有严格的均衡与对称;在整体格局上,前松后紧、上开下闭。随着空间和形状的变化,造成了一种神圣肃穆又阴森可怖的气氛,从坪坦、大门到寝宫、祀座逐级上升以抬高地坪,使门楼、正厅屋脊、寝厅屋脊在空中形成了三个高峰。这种深高宽大的比例关系造成了整座祠堂的雄峙态势。这样产生的审美感受,与徽州古民居中庭院园林艺术那种令人轻松愉快的感受大相径庭。这就是一种特别鲜明生动、典雅庄重、清朗流畅、崇高和优美相结合的以及视觉和听觉相融合的审美效果,从而认识到徽州古建筑不但是一个避风雨、御寒暑的物质对象,而且是一个表现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精神对象。因此,徽派建筑具有很高的科技文化研究价值。
进而就是徽州民居的“商字门”、四周高围而成的“官印墙”、小天井、小房间、小窗眼,以及窗棂雕刻精细、涂清漆、勾圆边,所有建筑显得很拘谨、局促,反映了古徽州商业社会民俗。从另一侧面来分析,也表明普通百姓人家、芸芸众生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空间的一般境况,毕竟是由农耕社会封建统治所致。再说,徽人贾而好儒,对于个人进退去处,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徽州士人历来都进退裕如,居易以俟命,素位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能立功便立功,不能立功便立德立言。在弦诵不绝的徽州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徽州人,不论入仕、行贾、务农和做手艺,总都牢记圣贤遗训,艰苦卓绝,能向外开拓而不固守家园。在向外开拓时,从不忘怀家乡;当不再能向外开拓时,就叶落归根,隐居乡里。徽州民居村落所在之处,青山隐隐,绿水悠悠,街巷纵横,庭院深深,人们过着熙熙融融的日子。正如南唐诗人许坚所写的那样:“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宽,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这小桃源岂能只指好山好水,也当指好习俗、好世风,而这样的好处境,在古徽州又岂止黟县小桃源一处呢。
再次,就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人们往往注重的基本上不是自然环境的好坏,而是与这环境相对应的人类命运的吉凶。自然作为一个表意符号与人类命运的吉凶相联系,换句话说,人类信仰及价值观念是决定自然环境好与坏的标准。价值判断的长期实施结果,就成了“风水”理论的实践依据。人们又用“风水”理论作为实现“天人合一”、趋吉避凶这一理想的中介手段和工具。在选择住宅之方位时,都要风水师来摆一罗盘,弄清确实能生气旺盛吉利以后才放心营造。他们认为住宅“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宗祠既为阖族供奉祭祀祖先之场所,又是藉祖先荫德联络全族感情、统一全族思想、发达全族传业之所在”。风水所标榜的正是如何顺应自然环境以保持人的好运。风水说乃是中国古代哲学、宗族伦理、宗教信仰、原始科学和巫术礼仪等的糅合,它以阴阳、五行、八卦等互相配合而形成的唯气论等传统思想为理论指导,并与卜宅、相宅的实际活动中一些经验相结合而升华成学说,其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门学问,其判断的结果则是能否蕴藏得住天地间的生气,使得人与自然环境在居宅、祠堂这些具体建筑形态上达到默契与和谐,同时满足人们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抚心理。
伦理哲学和宗教信仰对风水意愿有着紧密的联系:伦理哲学是风水意愿的道德基础;宗教信仰又是风水意愿的信托基础。风水意愿在建筑上体现为“蕴藏生气”的空间布局;伦理哲学在建筑上则体现为秩序排列;宗教信仰在建筑上又体现为依托的精神寄所。尽管三者的观念内容不同,但建筑上表现为正负、对称、层层相抱的形式需求:风水的藏住生气,从山水自然状态上为屋宇定点选向;伦理的位序为屋宇定位取向;宗教的信念为屋宇设置 趋吉避凶的层层保护体及其方位,如照墙上的麒麟、门旁的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