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浮沉400年
2011年07月22日 中国经营报
1961年,徽州休宁老县城,一位名叫胡洪椿的68岁老人,结束了50年商海浮沉的生涯,在寂寞中悄然离世。
胡洪椿是有着近200年历史、曾占领大半个中国墨业市场的“胡开文”墨号的第六代传人。他最辉煌的一页,是接手墨号仅仅五年后,即1915年,便以一份独具匠心的“地球墨”,获得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
但他去世的四年前(1957年),其独自苦苦撑持的“胡开文”休城老店已告关闭,古老徽商的最后一点余脉至此宣告中断。
时光倒流四百年。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在休宁东北数百里的杭州城,出身徽州的“倭寇”首脑王直(又名汪直)被软禁两年后终遭官府处死,演变成一桩至今争议不断的奇案(参见本报2010年12月20日、2011年1月10日D1版《王直之死》)。
徽商兴衰,绵延四百余年,期间多少风云激荡,几许风流人物,王直和胡洪椿,不过是其中两片浪花而已。
无徽不成镇
所谓徽商,是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徽州府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的商人。
徽商起源于何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徽商研究第一人傅衣凌便提出“最早当始于宋”,因宋代茶商是中国最大商业资本之一,而徽州恰好是著名的茶叶产地。宋室南渡后,经济中心下移,徽浙两地经济关系本来密切,由此手工业及商贸活动更得到促进。但傅又称,徽商“占有中国商业史上的重要地位,则约在明代中叶前后”。
近年出版的《徽州文化全书》之《徽商》卷里,安徽师大学者王廷元经多方考证后认定,徽商作为一个广有影响的大规模商帮,是在明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形成的。此时距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已达百年,社会大体安定,农业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经宋元两代滋长已有相当基础,徽商遂获得扩张良机。
自此期间到明万历(1573~1620年)中叶的一百余年,是徽商大发展的阶段。换言之,身兼“海商”与“倭寇”双重角色的王直受刑之日,正是徽州商帮走向第一个辉煌顶峰之时。王直死后不过两年,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徽商最早的互助组织——歙县会馆在北京创设,而王直的老家就是歙县。
一般认为,盐、典(当)、茶、木,是徽商经营的最主要行业,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纸张、制墨、刻书及餐馆业稍次之。
最早系统研究新安商人(即徽商)的日本学者藤井宏,归纳了徽商资本的七种来源,即合伙经营的共同资本、转授资金的委托资本、妻家提供或嫁妆转化的婚姻资本、亲友同族支持的援助资本、继承而来的遗产资本、官宦出资的官僚资本,以及白手起家的劳动资本等等。
比如清乾隆年间创办“胡开文”墨号的胡天注,就是十几岁时离开绩溪老家出外当墨店学徒,得到休宁制墨名家汪氏赏识,招为女婿,最终承揽其全盘生意,才得以开创二百年辉煌家业的。
傅衣凌则认为,徽商能雄飞于明代商界,理由至少有二:一是他们多兼营金融业务,接受外界存款,彼此开展汇兑业务,即汇票制度,这让徽商获得可扩充业务的大量周转资金;二是徽州人的商业道德,颇为时人所称道,见财不昧、拾金待还的故事,以及对借贷的信用,在徽州各地方志中,史不绝书。
根据记载,明朝中叶,徽州商帮中已出现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富商大贾,其中“藏镪(银锭)有至百万者”,到了极度兴盛的乾隆年间,竟有“富至千万”的大商人出现。
徽商沿着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水路交通线建立商业网络,并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建立商业殖民地,这些地区通称“大徽州”。
而徽商足迹不限于此,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明清民间有谚语云:“钻天洞庭(指苏州洞庭商人)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由此可知其商业活动之无远弗届。
海盗与海商
王直东海称王的那些年头,困扰明朝的“倭患”正愈演愈烈。
“倭寇”本指明代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嘉靖一朝的45年间(1522~1566年),“倭患”次数猛增到628次,占记录在册总数量的80%,嘉靖后期,即1552~1566年的十五年间,“倭患”多达609次,占嘉靖一朝几达97%,史称“嘉靖倭难”。
但按《明史》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真倭”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从者”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而事实上,“倭寇“首领清一色是进行走私贸易的中国海上冒险家。
嘉靖十九年(1540年),年轻气盛的王直与同伴远赴广东高州打造大船,满载明朝政府严禁出海的硝磺、丝绵等物,销往日本、暹罗(今泰国)诸国,五六年间便积聚巨额资本,在各国商人中声名鹊起,号称“五峰船主”。
1544年,他加入歙县同乡许栋的海商集团,担任要职,后许栋遭官军围剿败亡,王直另起炉灶,自立为“靖海王”,在浙江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并向朝廷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据记载,王直曾言: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由此或可见其海商本色。
但朝廷派俞大猷带兵前来围攻,王直只好将活动基地迁往日本平户(今属日本长崎县 [1] [2] [3] 下一页 |